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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部書的主要內容彙聚了作者多年來對中國近現代歷史的耕耘和除臭襪看法，有值得一述的幾個重點：

一、注意辛亥革命史、五四運動史與北伐史的研究。辛亥革命已屆百年，「革命」定義不斷流變，從改革、革命到告別革命，說明革命是歷史經驗，卻不必是歷史常態。1920年代民族主義高漲，是政治力量壓倒一切的時代，拋棄革命史觀，運用一手資料，體察時代潮流的推移、國際因素的互動，留意政治與群眾動員的關聯性，作出對時代精神適切的分析與討論。革命派在五四政治與文化運動中，扮演什麼角色？政黨的社會動員波及學界資源，這是後來群眾運動走不出的怪圈。

二、1980年代，婦女史研究成為新興研究領域。個人率先參與、主持中研院與蔣經國基金會兩度合作推動的「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計畫」，在與同仁共同努力下，使中研院成為國際研究中國近代婦女史的重鎮。個人在這方面的論著，多屬性別史極具拓荒又有創意的作品。

三、1990年代之後，台灣政局變動，學術生態因民主化、自由化而丕變，對民國史研究更充滿衝擊與挑戰。充分利用新開放的蔣介石日記、蔣介石檔案，以及國民黨和國民政府的有關史料研究國民黨的「黨國」政治，並對特殊政治人物研究學術化，視蔣介石為走下神龕的「凡人」，認為他是「繼承性的創業者」、「彈性國際外交的執行人」，給蔣適當的歷史定位。這方面的討論，會有予人耳目一新之感。近年民國史上有兩大議題值得關注： 一是台灣民主化之後，作為民國史家不能不思考國民政府長時期實行的「黨國體制」，究竟內容如何，又怎能蛻變轉型？海峽兩岸兩個革命政黨近年的發展、變化拿來作對比，是歷史研究不是政論，是對歷史的反省，也是對現狀的關懷。另一個重點研究是抗日戰爭史，史家想回答的問題是：戰爭對一個正要走向近代的國家，造成如何的衝擊？這方面的論作顯示，作者企圖以新資料、新視野、新觀點來回應。

我個人一向服膺陳寅恪對歷史的看法，歷史研究重在得新材料，提出新問題，有了新觀點，能得新結論；在解釋和梳理時不妨貼近「簡單」與「人性」。他說：「解釋古書，其嚴謹方法，在不改原有之字，仍用習見之義，故解釋之愈簡易者，亦愈近真諦，亦須旁釆史實、人性，以為參證。」收在這部書的論作，有時代的印記、關懷，但不失真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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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改革、革命到告別革命－

近代中國政治發展的省思

一、19、20世紀之交「改革」與「革命」勢力已雙雙上揚

中國人因為遭受外侮，自動起來謀求政治的改革，可以說是從戊戌維新一幕開始。

事實上，在甲午戰爭以後，中國已有兩股新力量產生，一是1894年在夏威夷成立，次年在香港立足的興中會；一是次年在北京建立的強學會。也就是說在20世紀來到之前的幾年，中國已由1840年以來時局的推演下，不能不在政治上求新求變。1895～1898年之間，改良派被視為「新黨」，革命派被呼為「亂黨」。戊戌政變把康梁勢力推出主流之外，但兩股勢力仍交替而對峙。

1900年，就算是20世紀的開端吧，庚子事變引來八國聯軍，顯示戊戌變法既然失敗，民眾自己上陣，義和團以「神」擊「鬼」，結果「攻異端而正人心」、「使神威以寒夷膽」並未見效。反而是神祇遇上槍砲，死者如風驅草，召來的是武力震撼，經濟制裁，嚴刑懲兇，心理潰決。周作人在《知堂回想錄》中說了這樣一個故事：在民國初年遇到一個人力車伕，以前是一個義和團，今則變為天主教徒，房中供有耶穌和聖母像，早晚虔誠禱告，問他何以變了？他說：他們的菩薩靈，我們的不靈！可見民族精神已失，崇洋媚外由之而起。

秋瑾《寶刀歌》說：

北上聯軍八國兵，把我江山又斷送；白鬼西來做警鐘，漢人驚破奴才夢。

的確革勢力開始成長了。

（一）兩種方法不同的改革運動

原來中國最初從事改革運動的前輩，無論是孫中山所代表的革命派，或康梁所代表的維新派，他們自始即有一相當模糊的共同意識。換言之，其目的無非要在中國實行一種民主憲政。可是目的儘管模糊，而兩派為?此一目的所採的不同手段，則非常明朗：孫派以推倒滿清為前提，康派則主張就滿清加以改造。孫中山自己說：「予自乙酉中法戰敗之年，始決傾覆清廷創建民國之志。」

所謂「乙酉中法戰敗之年」，即清光緒11年，亦即公曆1885年，隔現在已整整一一四年了。康有為以監生第一次伏闕上書，在光緒14年9月，他所希望的乃是當時的慈禧太后和光緒帝能?「變成法，通下情，慎左右」。其時為公曆的1888年，隔現在也已經是一百又十一年了。